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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林肯時代，寫一篇300字的精練講稿就能名垂青史了；
在羅斯福時代，能在爐邊講話中展示磁性嗓音，公衆就會忘記你坐着輪椅；
肯尼迪時代，一場電視辯論可以讓陽光小夥打敗經驗豐富的政壇老將。
在今天看臉的年代，成功者也進化了，你只要有勇氣在大庭廣衆之下發出“一億獎金”的豪言，或者反諷一下全球最牛科技公司是“巨型鄉鎮企業”，都會距離成功更近一點。
在中國原有的社會環境中，推崇的是“訥於言而敏於行”的人生哲學，孔老夫子教導我們：巧言令色鮮矣仁！口蜜腹劍是小人的佞術，會噴原是受到鄙視的。在古希臘和羅馬，口才則是成功的捷徑，城市廣場、公民大會造就了特有的開放輿論氛圍，經驗豐富、富於氣場的演說家會有可觀的影響力，成功者如德摩斯梯尼、西塞羅、昆體良，無不轟動一時。
以口才開宗立派，昆體良和德摩斯梯尼算是兩個樣板，昆體良認爲道德的生活遠比華麗的詞藻重要，德摩斯梯尼則是草根勵志的典型，他沒有昆體良的家學淵源，甚至沒有天賦，全憑意志+磨練，他把小石子含在嘴裏朗讀，迎着大風和波濤演講（周星馳在《九品芝麻官》裏用過這招），一邊在山坡攀爬，一邊不停地吟詩，當然德摩斯梯尼也說：“辭令的靈魂是行動，行動，再行動！“這就不容易實踐了，對大部分人來說，會噴總比去做容易些。
噴也分兩類，一種是善於撫摸聽衆心靈最柔軟、最私祕那處地方的雞湯；另一種則是肆無忌憚、無所顧忌的自我表達，人們會從那種自己豁不出去的狂放中汲取營養。李彥宏說過：“在互聯網行業這個變化太多的環境裏，從業者內心都不踏實”，現實教會了很多創業者，在大衆面前秀口才要比深耕商業模式有效和快速得多，這是扭曲和有用的真理。
直接的結果是，新生代的霸道總裁們要比老一輩的過來人更會矯情。
在前不久的互聯網大會上曾經聽到這麼一句話：“大概1億用戶的APP裏面只有我們不賺錢了！”說這話的是一款商業價值正被微信掏空，海量用戶無法變現的前熱門APP的CEO，這種老派的自嘲式矯情雖然大多數人聽得出弦外之音，但對現在的聽衆實在太落伍了，同樣內涵的話，馬佳佳是這麼說的：“總之要麼零分要麼100分，考了六七十的就是人生污點。”餘佳文給超級課程表的定義是：“不以泡妞爲主要目的的軟件都是耍流氓。”再來看彪悍的老羅：“每一個偉大企業的身後，都有一羣野心勃勃的年輕人……整夜整夜不睡覺，憋着勁兒準備乾死它，蘋果好可憐！”
在產品受挫之後，老羅的情懷又升級了，他從之前的“我不是爲了輸贏，我就是認真”演進到“我的心在疼痛，像童年的委屈”的新境界，他不斷提升的演講能力再次填滿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虛空，老羅和他的錘子至少在精神上完成了軟着陸。
矯情的另一招是讓別人背鍋，比如餘佳文拉上聚美的陳歐：“陳歐是被罵產品，至少我不是被罵產品，而是被罵這個人，罵就罵嘛。”當然，人們一般不會去罵一個自己都不知道的產品。
馬雲的矯情是另一種風格，阿裏路演時，他對近千名華爾街投資者開了這樣的玩笑：“15年前我前往硅谷爲阿裏巴巴尋找200萬美元融資，但令人遺憾的是30家VC無一例外都拒絕了我，這次來紐約就是想多要點錢回去。”這話已經有點不那麼雞湯了。
如今科技圈對創業者的要求是全方位的，如果豁不出去、嗨不起來、玩不盡興，秀不到位，做不到杜甫的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，你就不是合格的創業者。
《Lie to Me》說普通人每10分鐘的談話中會有3次謊話，科技圈的比例可能更高，類型大多以吹牛爲主，但也有少數惡意的謊言。老一輩的CEO們大都謹言慎行，生怕片言隻語被媒體誤讀，新生代剛好相反，他們樂於奉獻可供剪裁和拼裝的猛料。
吹牛是一種基本的生存技能，人人會用，各有巧妙不同而已，創業者常用的經典組合有幾種：
但把吹牛變成一種語言暴力，是由羅永浩發展到極致的，他的一些名言最能體現噴的本意，表面口無遮攔，其實別具深意，精心斟酌的措辭由於包含了太多的情緒，所蘊含的張力已經超出了語言本身。
老師升級爲老闆的羅永浩可說開足了馬力，但如果這些話不是出自一個事不關己的演講者，而是一個身在其中的利益攸關方，這些話的立場和動機就不那麼有情懷了，更談不上什麼雅量，甚至都不能說是嗆人，充其量就是簡單而粗暴的吵架和罵街，目的只是以挑釁的姿態掀起一場口水風暴。卡內基的名言“贏得辯論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辯論”不時髦了，一個合格的創業者不僅要噴，而且必須會噴，最好還能吸引別人與他對噴，噴已經不是過程，而是結果。
在逞口舌之利的年代，任何規則都是用來破壞的，邏輯可以混亂不清，可以隨意使用絕對化的措詞，可以出口成髒、人身攻擊，可以隨時下誅心之論，可以無節制的使用比喻和反諷。
如華爲的餘承東說：“過去做手機我們向蘋果、三星學習，現在該他們向華爲學習了。”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絕對化論斷，華爲的手機不錯，但蘋果和三星向你學什麼？馬雲則有兩張面孔，對競品他說“淘寶要創造更多的京東”，直接把IPO級別的對手拉低到淘寶店的水平，對消費者他諄諄告誡“淘寶不是假貨多，而是你太貪了”，兩張面孔都恰到好處。
很多人仰慕喬布斯的口才和發佈會現場的即視感，所以刻意的模仿者不少，但在臺上吸引眼球，在媒體上操縱爆點，不等於消費者真正買賬，老羅在《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故事》裏頗具心機的承認刻薄批評某些品牌，傷害了部分媒體從業者的青春記憶，這種反省是對過往情緒化表達的一種反向公關，說明老羅很清楚自己和錘子的問題何在。但一向把講臺當戰場的他只會用自己最拿手的方式反擊。
其實，憤怒的老羅噴什麼？餘佳文們吹什麼？馬佳佳們炒什麼？宗寧和雕爺又撕的是什麼？除了鐵粉、媒體和圈內人，普通網民最多看個熱鬧，不會也不可能成爲消費者的決策參考。那些以爲自己能噴且會噴，或者以爲產品有某個爆點，就能打倒別人，再踏上一萬隻腳的，你真是想多了。
怎麼噴纔是最高境界？倒有一個真實案例可供科技創業圈參考。
194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，民主黨因爲戀棧太久在公衆中有點審美疲勞，何況一直隱藏於羅斯福巨大陰影中的杜魯門也不太討喜，共和黨的侯選人杜威則是媒體和知識界的寵兒，蓋洛普民調領先，埃爾摩·羅珀民調佔優，在美國大城市的交際圈裏，杜威似乎勝券在握了。《紐約郵報》嘲諷“杜魯門應該省下競選資金”，《華盛頓郵報》奚落“杜魯門應該節省競選的服裝和淚水”。但不想認輸的杜魯門發起了美國曆時最長、地域最廣、最接地氣的“大選遠徵”，他乘坐火車往返於整個東海岸和西海岸，整個行程長達31000英裏！他在鐵路沿線的每一個小站停留！拜訪哪怕只有幾百名選民的小鎮，他甚至在西部牛仔面前馴服了一匹驚馬。杜魯門平易而粗俗的風格讓農村和小城鎮的居民們大開眼界，讚賞不已。
在那個時代，劇烈升騰的鄉野輿情無由上達天聽。大選前夜，杜威自負地對妻子說：“明天你會和美國總統同牀共枕。”但其實勝負早有分曉，大選開票後兩個小時，杜威就敗局已定，這個蓋洛普民調史上的最大烏龍，其實無論對選舉還是創業都有重要意義—決定歷史的不是精英或跟風的媒體，而是芸芸衆生。
也許五六年之後，回過頭來再看雕爺、餘佳文和羅永浩們，消費者們會給出答案。 |
